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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人 | 董瑜:商业公司的建立与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文化的转型(上篇)

美国史研究2018-07-03 10:3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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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由作者授权“美国史研究”微信公众号推送。如需转载,请在本号后台留言。篇幅所限,注释从略。

 


作者董瑜,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早期史、美国政治文化史,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史学月刊》、《南开学报》等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摘 要

美国革命后,各州政府在银行、交通、制造业和保险等领域建立商业公司。这些商业公司被界定为公共机构,各州政府只允许少数社会精英参与商业公司的经营与管理。在相当一批建国精英看来,只有少数社会精英能超越个人利益,为公共利益服务。然而,建立商业公司的过程,交织着复杂的个人利益、党派利益与区域利益。商业公司的建立反映了建国初期“精英统治”思想与各种私利追求并存的复杂政治文化。更重要的是,强调精英治国的观念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都遭到挑战,人们对各种私利的追求不仅是对古典共和话语的“解构”,而且使这个时代政治文化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


美国独立战争

商业公司  精英统治  公共利益  个人利益 美国革命


美国建国初期,为了复苏国内经济,在一批政治精英的提议下,各州建立起各种商业公司,以聚集私人资金从事国家暂时无力进行的公共事业。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种组织形式广泛分布于银行、交通、保险和制造业等重要领域。


在主张建立商业公司的政治精英看来,这种组织形式并非为了私人获取利益,而是为了公共利益(public good),各州政府赋予商业公司特权,也旨在推动社会的公共利益。因此,商业公司被界定为“公共机构”(public agencies),各州政府将它限制在公共服务的范畴中。然而,在建国初期,为了获取私利而建立商业公司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建国初期的商业公司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它是推动社会“共同福祉”(common good)的途径;另一方面,它是商业公司支持者与经营者谋利的工具。换言之,建国初期的商业公司既非纯粹的公共机构,也不同于为获得经济利益而建的现代大公司。


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关注过美国建国初期的商业公司。对于各州建立商业公司的缘由,大多数学者强调商业公司的目标是促进社会的“共同福祉”,并且探讨商业公司作为公共机构的特征。比如奥斯卡·汉德林与玛丽·汉德林认为,至少在马萨诸塞,运用商业公司发展经济的方式来自共同体(commonwealth)思想。在共同体中,运用一些传统的管理机构完成发展经济的目标,是共同体的职责。通过为共同的目标与相同的利益建立的商业公司,共同体渗透到马萨诸塞居民的生活中。波林·梅尔则认为,接受并使用特许公司这种形式,是蕴含在新英格兰地区文化中的特征。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清教徒为了一致的目标联合并组织团体,他们订立契约,组成村镇和教会。村镇与教会在18世纪得以延续,而且通过建立公司汇聚资源的习惯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区。她还将美国革命后的政治体系看作“复合型公司”的形式。汉德林夫妇从古老的共同体思想探究商业公司的源起;梅尔从社会文化中寻找建立特许公司的渊源。虽然汉德林夫妇和梅尔都探寻了商业公司公共特征的历史根源,但却把商业公司的建立与建国初期的政治文化割裂开来,忽略了商业公司建立过程公私利益交织的复杂性。尽管一些学者也提到,商业公司建立过程中交织着私人利益,然而,他们却没有进一步解释为何建国初期的政治精英依然将商业公司界定为公共机构。实际上,无论是建国初期各州政府对商业公司的界定,还是商业公司建立过程中包含的复杂利益关系,都与建国初期的政治文化存在密切的关联。因此,本文将商业公司的建立置于建国初期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商业公司的建立与当时复杂的政治文化之间的互动,分析商业公司不同于公共机构的复杂特性,探讨各州政府建立商业公司所体现的政治文化变迁。


一、建国初期各州对商业公司的界定

公司(corporation)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历史悠久,在美国建国以前就被运用于政治、经济与社会服务等领域。“corporation”来自拉丁语“corpus”,直译为许多人联合起来形成的“机构”(body)。根据18世纪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的研究, 公司的渊源可追溯至古典罗马努马·庞庇利乌斯(Numa Pompilius)执政时期的世俗与宗教组织。在中世纪的欧洲,享有特权的商业行会、教会以及地方政府等都被视为公司。18世纪末,首位探讨英国公司法的学者斯图尔特·基德(Stewart Kyd)为公司下了这样的定义:许多人形成的机构,这个机构被赋予权力,它可以获得或转让财产,可以被起诉或诉讼,享有一定的特权和豁免权,可以行使各种政治权利,能够永久存在。总之,在法律规定内,它像人一样活动。从公司的定义可以看出,它与现代意义上的公司不同,是被赋予特权、因一些人共同的信仰或目标而形成的组织。


A Treatise on the Law of Corporations, Volume 1 


在18世纪以前的英国,公司的建立与王室权威密切相联。在都铎王朝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行会与自治市镇为了保持垄断和权威地位,促使国王或议会颁发特殊许可,赋予它们合法的特权,从而形成了公司。到了都铎王朝时期,随着王权进一步加强,王室需要树立合法的权威,所以由王室颁发特许建立自治市镇和贸易行会成为通例,于是这些机构自建立之日起,就拥有了特权。可以说,在16世纪的英国,公司代表了王室的权威,是国王授予“名誉、司法权、自由权、豁免权和特许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到了17世纪初,查理查尔斯一世仍把建立从事经济活动的公司视为王室垄断的权力。在他看来,“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从属于国王的特权”。而且,通过颁布特许状,王室能获取大量收入,在17世纪20至30年代,查理查尔斯一世从兜售特权建立公司过程中“获得100000英镑甚至更多的年收入”。


16世纪末欧洲开始向北美拓展殖民地,同时将公司移植到美洲。从此,公司成为开发殖民地的有效工具。例如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公司涉及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个领域,甚至有的殖民地就是由公司所建。比如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前身分别是弗吉尼亚公司和马萨诸塞海湾公司。公司获得英王颁发的特许状,使其具有合法性。它们在北美不仅从事商业活动,而且还承担“较多的政治控制和社会管理功能”,进行移民与殖民地开发,并建成永久定居地。而在各个殖民地,管理者相继建立起单一的、小型的公司,其中包括一些行政机构以及以经济、宗教、教育或慈善为宗旨的公司。从它们的活动与职责来看,基本都带有公共职能,因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公共机构。


美国革命后,公司的形式得以延续。各州政府以公司的形式建立为数众多的村镇与城市、学校、教会、图书馆、医院以及慈善机构等。在这些公司中,有一些是出于经济目的建立起来的,后来的研究者将其统称为“商业公司”,这些商业公司分布在银行、交通、保险与制造业等领域。和殖民地时期相比,革命后的商业公司依然保持公共特征,不过在数量与规模上,远远超越了殖民地时期。在建国初期,对于在银行业、交通业、保险业等各领域建立商业公司,都有众多支持者。这些支持者自然包括希望通过商业公司获利的商人,比如曾担任北美银行主管的大商人托马斯·威林(Thomas Willing)就是其中之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建立商业公司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则是各州的政治精英。这些政治精英并非来自单一的政治派别,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政治理念,却都成为了某些商业公司的支持者。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联邦党和共和党都曾有选择地支持建立一些商业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观念与政治体制的变迁,关于商业公司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相比16世纪和17世纪初期的英国,建立商业公司既不意味着要加强各州政府权力、树立政府权威,也不是要建立特权集团。建立商业公司的直接推动力是美国建国初期面临的经济困境。革命后,各州不仅担负战争中的巨额债务,而且还面临通货膨胀、金银硬币缺乏的问题。与此同时,随着人口定居点不断扩展,各州迫切需要改善交通,满足地域之间居民往来的需要,并与其他州进行商业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各州急需建立具有信用的银行,解决债务资金和货币信用问题。另外,各州还需通过铺路、建桥和修运河,改善内陆航线和村镇之间的交通。然而,无论是个人或是政府,都缺乏足够的资金和实力解决困境。于是,各州政府采取了建立商业公司的方式。不同于私人机构和政府部门,公司由政府颁发特许,汇聚私人资金,政府有时也会注入一定的资本。按照惯例,商业公司接受政府的监督与限制,同时被赋予一些必要的特殊权力。在商业公司的支持者看来,在政府或个人单独行动难以复苏经济的情况下,这种特许组织由于政府提供的政策保障而易于筹集资金、堪当重任。更重要的是,在共和思想的影响下,商业公司的支持者都将建立商业公司看作推动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途径,强调商业公司是公共机构,宣称他们支持建立的商业公司会推动社会繁荣。


对于建国精英来说,商业公司是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的辅助工具。这种态度体现了他们的价值取向。作为革命一代的政治精英,他们普遍相信,社会存在着超越个体的“共同福祉”。建国初期,作为建国之父之一的约翰·亚当斯在公开演说和政论文章中先后几次提到,除了多样的相互斗争的利益,社会中还存在更广阔的利益。他批评那些沉迷于为各自阶层利益斗争的人。并且认为,“在多样性的背后有超越各种利益的、社会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它“在国家政治中表现为一个道德整体”。


在革命一代的政治精英眼中,国家的职责就是维护和推进社会的“共同福祉”。国家的一切制度安排,都必须有助于实现和增进这种“共同福祉”。“在他们心目中,‘自由政府’的目标必然是‘人民’的‘普遍福利和幸福’”。1789年,当国家出现党派分歧时,乔治·华盛顿在国会演说中提到,积极的政府要为共同利益而行动,国会要鼓励采取对公众有益的措施,珍惜对人类有益的体制。在他看来,政府要有益于公众,他向往建立能推动“共同福祉”的共和制国家。总之,在这些精英的话语中,他们更强调州或联邦的公共职能和整体利益,国家与社会的“共同福祉”紧密相连。


乔治·华盛顿


基于这种国家观念,虽然商业公司是集合私人资金而建,但各州政府普遍将商业公司界定为“公共机构”。在主张建立商业公司的政治精英看来,这种组织形式的存在就是为了社会的“共同福祉”。例如,1785年,在梅福德、查尔斯顿以及波士顿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雷塞尔的查尔斯河桥公司(Charles River Bridge Company)获得马萨诸塞州议会颁发的特许状,修建查尔斯河桥。其支持者就宣称,建立这样的商业公司将会“推动公共利益,帮助村镇发展,同时协助他们负担战争中繁重的债务”。还有人在支持建立查尔斯河桥公司时表示,商业公司提供的是“是一种服务”,公共服务与“被赠与的特权是等价的”。在银行业,各州政府也将公司视为“公共机构”。在宾夕法尼亚州议会上,有议员直接宣称,“实际上,银行是人民的服务者”。1790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提议建立合众国银行时明确表示,合众国银行是促进金融繁荣的最重要机构,它能够促进资金流通,最大限度地支持公共信用,为政府提供资金资助,是为公共利益而建。


波士顿查尔斯河


商业公司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理念,不仅反映在政治精英的话语中,而且体现在各州议会制定的商业公司法令中。1784年建立马萨诸塞银行的法令前言中写到,建立银行是“为了公共信用,……而且尤其会促进贸易”;法令中还要求银行维持合法的利益比例,保障储蓄的安全。同年,马里兰建立萨斯奎汉纳河航线的法令中提到,建立航线推动“公共事业”,会带来“有益的结果”,能“扩大贸易”。1789年,马萨诸塞通过法令建立贝弗利棉花制造厂。法令指出,通过建立特许公司,发展制造业,“特别是以美国本土原料生产的制造业,有助于促进农业发展,扩展国内商业,进而提高国家福利和人民的共同福祉”。进入19世纪以后,政府建立商业公司的法令依然明文规定,商业公司的建立是为了公共利益。1811年,宾夕法尼亚通过法令组建联合运河公司。该法令宣称,修建运河会增进不同地域之间人民的交流,促进农业和制造业发展,推动商业繁荣。总之,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几乎所有建立商业公司的法令都将商业公司界定为“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机构。


与17世纪的英国相同,美国建国初期的商业公司也拥有特权,然而各州政府并非有意建立一个特权阶层,而是格外强调,正因为商业公司被视为“公共机构”,各州政府才能赋予其特权。在马萨诸塞的《权利宣言》中规定,如果是出于推进“共同福祉”的目标,特权就可以被授予给一些人、组织或者联盟,使他们具有与共同体其他人不同的优势。在其它州的《权利法案》中也有类似的条款。政治精英在主张建立银行并授予其特权时表示,银行的目标是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润。政府就是要根据这样的原则建立银行。可以说,由于建立商业公司的初衷是推进“共同福祉”,所以他们拥有的特权具有合法性。


从主张建立商业公司,到赋予商业公司特权,政治精英的目标都是为了推动社会的“共同福祉”。他们视商业公司为公共服务组织,并通过国家权力将它限制在公共服务的范畴中。对此,汉德林夫妇总结道:“商业公司被认为是政府机构,被赋予公共属性、特权和政治权力,系为州的社会功能而建立”,“因为社区共同体(community)而不是冒险的资本家限定了它的活动领域。”可以看出,美国建国初期,建立商业公司的初衷有别于16至17世纪英国的商业公司,也与现代意义上整合资源追求经济利益的大企业迥异。商业公司是国家的延伸,是为了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国家辅助机构。


二、商业公司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制度安排

商业公司作为公共机构,为它设计一套确保其公共服务功能的管理制度,成为各州政治精英的重要任务。在建国初期,深受古典共和思想影响的政治精英将“精英治国”与“信奉美德”的思想付诸实践,制定了各项法令与规则,按照他们对如何保障商业公司发挥公共职能的理解,打造他们理想中的商业公司。


虽然商业公司被界定为公共机构,不过,它的资金毕竟来自个人。对此,主张建立商业公司的政治精英心知肚明。而且,他们还懂得,经营者的私人利益是实现公共利益的隐患。因此,早在建立合众国银行时,政治精英们就曾为此展开讨论。汉密尔顿认为,银行资本中的大部分来自私人,而不是公共财源;“是以个人利益,而不是公共政策为指导”。这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弊端,结果会腐蚀银行的根本目标。他进一步解释说,在合众国银行运作中,持股人自然希望股票价值提高,增加分红,于是便会反对银行增加它迫切需要增加的认股资本,结果股东的利益反而成为银行的根本出发点,而公共利益受到忽视。他还指出,公共功能确实是公共银行的目标,政府组建特许公司也是以此为原则,但是私人利益才是很多人想参与这项事业的根本动机,公共利益对他们并不具有吸引力。由于银行的董事并不是由社区选举产生,他们便不会由持不同立场的人组成,而是由相同阶层的少数人构成,具有共同的目标,代表着这个阶层中最有影响的人。这些人代表的是本利益集团的利益要求,而非公共利益,遂成为银行的一大垢弊,很难不引起不满和怀疑。


显然,政治精英不是没有看到,商业公司在获得政府授予的特权后,其投资人可能会滥用特权,在获取私人利益的同时损害公共利益。一些支持商业公司的政治精英和政论作家就曾直截了当地指出,投资人的私人利益会带来危害。在1786年的邦联国会辩论中,有议员表示,“银行的管理者由股东选择”,这样的机构具有危险性。因为当所有的工作由少数几个人来完成时,银行就可能变成暴政的工具,“成为少数人的代表”。


既然建国之初的政治精英们相信商业公司可以服务于公共利益,同时意识到商业公司有将私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的危险性,那么如何保证建立商业公司的公共目标不被私利吞噬,以及如何判断申请者的项目是否确实有利于公共福祉等问题,就自然成为政治精英关注的中心。简言之,他们必须找到能确保商业公司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对策。


政治精英找到的第一种对策,就是由政府对商业公司进行制度性规范与监督。也就是说,各州政府设计各种机制,作出各种规定,用以规范商业公司的职责、义务和经营管理,并加以监管。这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在银行业中建立商业公司方面,汉密尔顿认为,为了防范银行董事会滥用特权、操纵垄断,需要施行轮换制,而且要对此作出明文规定,否则更换董事会成员就会沦为空谈。他相信,通过轮换制,定期改变董事,使之进行小心谨慎的管理,就可以维护公共利益。汉密尔顿还主张,政府在进行金融监管时,有权根据需要,与银行作出互惠安排。根据这一思想,宾夕法尼亚银行的特许状规定,银行有义务向州提供一次性50万美元的借款,并为州的金库保留大笔股份。可以说,各州政府拥有相当大的权力来干涉公司的活动。例如,1815年,马萨诸塞州议会通过建立戴德姆银行(Dedham Bank)的法令。法令指出,立法机关有权监督银行的工作,并可以干涉银行的规定。如果银行行使了超过法律规定的权力,或是没有遵守立法机关的规定和限制,它就会面临罚款或被撤销。在交通业中,商业公司同样受到州政府的限制。收费公路公司建立时,尽管可以从议会获得收取过路费的特权,但过路费金额已由议会做出规定,不得多收。不仅如此,作为获得特权的条件,收费公路公司也承担了一些职责。比如,公司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建成;收费口以及公路的宽度必须依照法令执行,如果更改要经立法机关同意;公司必须保证公路通行,如果拖延建设时间或者公路出现缺陷,都要受到惩罚;公司还要允许例行做礼拜者、军人和农民免费通过其收费口。一般来说,州政府“要在特许状颁发20年后降低过路费”,“在公司收回成本并每年赚取12%-15%的利润时,即可解散公司”。


除了政府的制度性规范与监管以外,政治精英在确保商业公司服务于公共利益上找到的第二种对策,就是让社会精英来监管、组建和经营商业公司。在美国革命时期至建国初期,精英虽然没有世袭的头衔,但却是在社会中区别于大多数人的富有阶层。在各个地区,由于社会经济形态差异,精英阶层来自不同集团,代表不同利益,是多样化的群体。但从总体上看,政府官员、大种植园主、大土地所有者、富有的商人以及律师被普遍认为是社会精英阶层,他们拥有财富、社会地位和权力,不需要从事体力劳动,在各地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职位。美国的建国者们相信,美国社会中存在一个“天然的贵族”(natural aristocracy)群体,他们是社会精英,具备足够的能力、热情、财富和社会声望,相比普通民众更具有“公共服务”精神,更能超越个人利益而维护公共利益,因此唯有将商业公司交给这些人管理和经营,才可以确保公司驶入公共服务的轨道。在费城组建特许银行时,政治精英就曾指出,最好的方式是由富有且有节制的人建立金融机构。对于普通民众,他们则表现出极端不信任的态度。在制造业领域建立商业公司的问题上,供职于财政部的联邦党人坦奇·考克斯(Tench Coxe)明确表示,手工业者通常都比较“放纵和没有秩序”,“制造业的模式不需要他们”。这些政治精英倚重社会精英确保商业公司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对策,具体表现为两方面的政策实践。


坦奇·考克斯(Tench Coxe)


一方面,他们让政治精英作为政府代表进入关键行业的商业公司直接参与管理,并进行监督。在银行领域,各州议会几乎都安排了官员进入银行董事会。1790年,在关于建立合众国银行的讨论中,汉密尔顿提出,“参与运作银行的人不应该拥有所有或者大部分的股票”,“如果大部分财富属于公有,如果银行的运行掌握在私人手中”,“就要将国家的利益交给那些无私的个人”,进行适当的管理。“谨慎的管理需要政府拥有监察的手段,执行起来需要忠诚和细心”。在这种思想逻辑下,各州议会选出一些代表进入银行。在组建宾夕法尼亚银行时,议会规定,银行应该有25个主管,其中6人由州议会选举,参议院和众议院各选举3人,剩下的19人由股东选举。在银行以外其它领域的商业公司中,各州议会也指派了管理者或监督者。宾夕法尼亚议会颁发的公路公司特许状就规定,在建设道路过程中,州长会安排3名具有专业背景的代表监督工程。议会要求公路公司随时向他们报告工程进度。同样也是在宾夕法尼亚,州议会为联合运河公司颁发特许状时规定,议会要安排州审计长、财务主管和秘书官作为运河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另一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精英还让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来组建和经营商业公司,当然,他们也把自己视为社会精英的一部分。早在建立北美银行时,汉密尔顿就认为,完成这个项目需要将“管理”从国会转移到那些“具有名誉、明显正直、拥有能力和财富的个人”手中,要信任这些商业精英、律师和绅士。显然,汉密尔顿是在寻求建立一种依靠并信任富有上层人士的公司机制。此时主管合众国金融事务并支持建立北美银行的罗伯特·莫里斯、北美银行行长托马斯·威林(Thomas Willing)以及北美银行章程的起草者威廉·宾厄姆(William Bingham)等人,更是将北美银行的股票卖到一股400美元一份。当时费城人均拥有财产的数额不过600美元而已,一个四口之家每年生活必需品的花销也只有264美元,一个裁缝的平均年收入仅215美元。北美银行如此之高的股票价格自然使大多数人对认购银行股票、从中分享股份利润不得不望而却步。这就保证了银行的股份持有人都是有钱人,他们牢牢掌握着商业公司的运营。


在制造业倡导建立商业公司时,很多政治精英也希望它们由社会精英组建、管理和经营。尽管这样做会伤害很多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利益,但是联邦党人费希尔·埃姆斯(Fisher Ames)仍然赞同将制造业控制在具有“公信力”的富有绅士手中。在大多数政治精英看来,普通劳动者缺少足够的能力与品德,不适合参与商业公司的组建、管理与经营。1787年,时任新泽西州长的威廉·利文斯顿(William Livingston)抱怨说,国民“没有展现出支持共和政府所必备的美德”。《联邦主义者文集》的撰写人之一约翰·杰伊(John Jay)表示,“我们对人民的美德有太多的期望”,然而美国人却缺乏“共和美德”。


《联邦党人文集》英文版封面


事实证明,建国初期商业公司的投资人几乎都是各行各业中的精英。在宾夕法尼亚,诸如罗伯特·莫里斯和托马斯·威林等大商人的主要商业利益在海外贸易领域,但他们也希望开拓新的事业,比如他们也是北美银行的组建者与经营者。此外,在18世纪末,各州政府将银行的经营者限制在精英范围内,赋予他们特权,使他们成为政府的“盟友”。在波士顿和纽约,很多商业精英的经济与政治身份重合,他们既在各州议会发挥着重要影响力,为商业公司颁发特许状,又参与建立商业公司。在新泽西,汉密尔顿为了促成建立大型制造业,拉拢了一批“大人物”。其中威廉·杜尔(William Duer)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大商人。他是赛欧托公司的大股东和主要创办人之一,并在1789年担任汉密尔顿的助理。伊莱亚·鲍迪诺特(Elias Boudinot)是邦联国会的前主席,在联邦众议院是来自新泽西的议员。尼古拉斯·劳(Nichloas Law)和威廉·康斯特布尔(William Constable)则是纽约银行的主要管理者。尼古拉斯·劳、赫尔曼·勒鲁瓦(Herman LeRoy)、菲力普·利文斯顿(Philip Livingston)都是合众国银行的第一届董事会成员。马修·麦康奈尔(Matthew McConnell)是证券商,布莱尔·麦克莱纳根(Blair McClenachan)是富有商人。从这些行业精英参与投资的角度来看,有些投资人是多个商业公司的大股东,而这些商业公司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詹姆斯·沙利文是西波士顿桥梁公司、波士顿水渠公司和马萨诸塞共有保险公司的投资人之一,还在米德尔赛克斯运河公司长期担任董事会主席。如果从投资人的身份来看,那么有相当一批政治精英参与了商业公司的建立与经营。像罗伯特·莫里斯、托马斯·菲茨西蒙斯(Thomas Fitzsimons)、乔治·克莱默(George Clymer)等人都是宾夕法尼亚众议会议员,也是银行股份的持有人。


在支持建立商业公司的政治精英看来,政府对商业公司进行制度性规范和限制,加上由社会精英对商业公司进行监管、组建和经营管理,这两手是保障商业公司作为“公共机构”推动社会“共同福祉”的“双重保险”。然而,有了这两手,商业公司的建立与经营是否就真的如这些政治精英们所期望的一样呢?商业公司的公共服务特征是否就得到保障呢?除了维护公共利益以外,商业公司的建立与经营是否包含了更复杂的利益呢?与民众相比,社会精英是否更具有公益心呢?美德是否就战胜了私利呢?这些问题从合众国初期商业公司建立的历史事实中可以找到答案。

谢谢阅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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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洁    责任编辑:杨长云

审核:张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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