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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前的中国文化

焦作竹林七贤研究会2018-07-03 09:32:42



对于中国的古文化,我总有种矛盾的心态。一是它到底表达了什么?二是对于一个民族较为完美的未来它到底起什么作用?前一个问题是属于历史的知识性的,对它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对后一个问题的看法。我之所以矛盾基于对古文化的强大繁衍力的困惑和它对人性的超强扼杀作用以及它在远古的起源的神秘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八十年代,对于中国古文化的解读是建立在政治需要的基础上的,也即在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色眼镜下的,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和曲解,现在的情形稍好,视野的拓宽得益于时代的进步以及对过去的反省,更关键还在于政治的放松。

       从总体的印象看古文化,在各类文字形式下,其内容是伦理的也是泛化的。因为伦理所以实用为本,因为泛化所以包容。这么一撮合,我们便很难象西方科学那样条理地梳理,甚至走向对假象的崇拜。如我当初读《周易》,左思右想不得其解,在很多对易经进行现代神话的书里,更加深了它的神秘性,偏执地以为周文王定设下什么万能的宇宙密码,甚或为计算机的发明奠定了基础云云。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后来我终于相信,我掌握的东西比周文王要多得多,看得也比周文王透,我不用弄什么玄虚,对世界的看法也不混沌。《周易》本来就只是一本类似算命的筮书,有它朴素的人文道理在,其他的就什么也不是。



        

       在了解中国古文化的入门读物里,冯友兰1947年在美国宾夕凡尼亚大学讲稿《中国哲学简史》写得相当不错。他解放后经过洗脑,言论里满是左的毒素那是后来的事情了。

        理解古代文化,以孔子为本,是便捷的路数。几千年的文明也都是在注解孔子《论语》里过来的。冯友兰说:中国是大陆“农”的经济,迁徙少,人集中而为家族社会,所谓“家邦”,这区别于希腊海洋文明的“城邦”。城邦要求的是城市组织的利益均衡与协调,是外向的扩张的,而家邦所讲究的就是孔子的那一套,伦理的内敛的固定的。

 

       《论语》里体现出来的思想:

“正名”——君臣,父子的定义等,是社会秩序的要求,所谓名正则言顺。

“仁义”——讲人的本质,人的德行,人生理想,所谓爱人。

“忠恕”——讲责任,义务,维护“名”,行人道之义。

“知命”——甚或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境地。



       

       这些都是为农业化家族社会的稳定而提出来的,因为人以土地为本,所以亲近自然,演化出老子,庄子一脉,终究老庄也还是伦理的,只是在严谨的整个三纲五常里给人一个喘气的机会,叫人在实际上并没改变地位的前提下做精神的解脱与麻醉。

        跟随儒家一起成长起来的是先秦诸子百家,按刘歆(前4623年)的归类,也就十家,即儒(文士,司徒之官)、墨(武士,清庙之守)、道(隐者,史官)、名(辩者,礼官)、阴阳(方士,羲和之官)、法(法术,理官),纵横、杂、农、小说。这百家争鸣也就各有倚重的表达对事物的看法,事实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言辞思想多有交差,其中差别不足于达到质变的地步。到了秦汉,不管是李斯建议下的“焚书坑儒”或董仲舒建议下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法家或儒家也都是并行不悖的。黄仁宇说“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树立统一帝国的正规思想”,这话一语中的。

        整个古文化到了家族似的统一帝国以后,思想就变得开朗许多,维护的也是原来正统的君权思想,百家也就融合成一家。至于董仲舒把儒家加入天人感应与谶纬符命等鬼气迷信,那也只是一道幌子,假借神性的旗帜树立统治思想。



        

       班固在《艺文志》中说:“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这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这些个不成为理论的文化,伴随我们的两千多年政权的兴替,直到新文化运动才第一次彻底的受到清算,这种清算也是借助外来思潮的一种剥离,根本没法清除残留在我们灵魂深处的文化基因。这也是直到今天,我们的启蒙并没完成,思想并未现代的原因。

        话说回去,传统文化对人的禁锢,在人性觉醒的魏晋那几代文人骚客中已经产生自觉不自觉的反抗。比起新文化运动,魏晋的自觉更多是建立在对自身传统的反叛上的,那时能借助的外来文化就只有佛教,之前能倒戈的是老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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